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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大脑,自己去想,大脑中要多一些问号,不要只是感叹号,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,不要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现成答案。对生活的判断要警惕极端化思维,或天堂,或地狱,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不对的。我给学生推荐熊培云 (微博)的《自由在高处》,就是希望学生能走向高处,因为在低处只会区分大小高下尊卑,而在高处才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(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,有博大的心胸难道不好吗?)。 对于大人物,我让学生不要盲目迷信,我给学生推荐保罗约翰逊的《知识分子》,就是要让学生知道,大人物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,并不是特殊材料构成的,不近人情的;大人物也并不是哪方面都伟大。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,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。我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受的教育,英雄偶像都是大人物,高高在上,不近人情,而不告诉我们,他们其实很亲切,他们也是人。1 2上一页下一页 3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“拼搏”“奋斗”“成功”这几个可怜的词,那么请问:学生的生活在哪里?生命在哪里?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,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,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? 认识光,也得认识光在另一面的投影, 这样,认识才是全面的;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一样,社会不存在什么“纯洁城堡”,学校不是,家庭也不是,所谓“纯洁”也只是相对而言。况且,学校也不是一个教育真空,社会不可能被隔离在学校之外。社会现实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的东西在信息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代,不通过学校也能够获得。 为了保护孩子,要告诉他们早晚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理想和美好,甚至有一些残酷,但必须直面这种残酷,让他们对不好的东西提前有一些预期,免得“见光死”,出现精神的扭曲与异常。近年来学生自杀事件很多,是为什么?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。 长期以来,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“成功教育”,是出人头地的功利教育,革命加拼命,学习不要命,头悬梁,锥刺股,一心只为考大学。我们当年是点着煤油灯上晚自习,以至于许多同学的头发被烧,晚自习为防止打瞌睡,就吃大葱、吃辣椒。“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”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,以致于我身体差到感冒一次两个月不好,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110斤。现在的口号更离奇,“不成功,便成仁”等等之类,各种激进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。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“拼搏”“奋斗”“成功”这几个可怜的词,那么请问:学生的生活在哪里?生命在哪里?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。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,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,六十岁时你能回到十六岁吗?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? 我提出:享受学习过程!就是希望学生找到兴趣,找到方向,关注过程,不要只盯着成绩,因为成绩永远是一个变量,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,不是因为考大学才需要学习,为了生命的幸福,终生都需要学习。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厌学,就是只把大学作为人生目标,甚至认为是自由天堂,但当学生真正走入大学以后才发现,和自己真正的理想有很大距离,自己努力追求的东西到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,失落感随之产生,加上学生心理上的断乳,生命教育的缺失,有不少学生困惑、迷茫,也有学生麻木、沦落乃至走上绝路。要追问责任,大的社会原因不说了,要说具体原因,我觉得中学教育难辞其咎。 六年中学教育,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六年,学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大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,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。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学教育,学生们六年都干了些什么? 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:“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?”问虽极端,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。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,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、爱的教育、法律意识教育、审美教育,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,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。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,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,生命里面空空如也。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,缺少常识,大脑简单,思维模糊,感情细腻,精神脆弱,缺少责任感,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,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。 看起来长大了,但长大的只是肉体,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,很不成熟。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,训练很多,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,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。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,认为那是浪费时间,耽误学业,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“课外”的东西,只讲与考试有关的。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,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,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,精神更强大,防止成为“单向度的人”。 有人戏言:“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。”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?就像母亲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,真正的教育者从来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希望。 记得一句话:世界如此糟糕,你要心理强大。教育是造心工程,造就一颗强大的慧心就有了探求世界、追求理想、建立意义的不竭动力源泉,也就有了呵护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。 4 对于语文,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,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,几个月就够了,而知识积累、思维训练、精神涵养等等这些“内功”则主要在平时。语文成绩中,“显性成绩”是考试量化,“隐性成绩”则是生命成长。 也许有家长会说,扯这些干吗!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。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,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,为了生存与发展,必须努力去考大学,在一个身份社会,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,“一本”和“三本”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。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,你不努力争取,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。 柳青说过: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。对于语文,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,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,几个月就够了,而知识积累、思维训练、精神涵养等等这些“内功”则主要在平时。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,而且有“显性成绩”和“隐性成绩”之分,“显性成绩”是考试量化,“隐性成绩”则是生命成长,两者是相辅相成的,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,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。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,回报社会能力有限,人微言轻,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,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,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,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,因为年龄一到,血压老高,天天服药,似乎有很多书要读,似乎有很多事要做,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,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,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。生命短暂,鲁迅说:“抓紧做!”但我能做什么呢?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。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:出书几十本,但都是速朽玩意儿;比起农民工,挣钱也算不少,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。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?又能做些什么?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? 记得一句话:“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,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。”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,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,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? 作为教师,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,我别无选择,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,这在至高者看来,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,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,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。但在我,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。 仅此而已。 5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,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,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,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。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、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,有家长认为是“牢骚”,我要说:“我不是屈原,我没有冤屈。”我有车有房,家庭幸福,儿子也有工作,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。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,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,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,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,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。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,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,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,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,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。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,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,年轻人就要狂一些,该谦虚谦虚,该骄傲就得骄傲,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,骄傲才是认可自己,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。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,记“标准答案”,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,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,小时候还像哲学家,爱思考大问题。越长大越世故、越深沉、越谦虚,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。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。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,得不上高分,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。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,不去关心社会,不去思考自己,不直面人生,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。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?而且,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,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。 6 回头望,20多年了,我还在这个讲台上“活”着,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,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,为教育“献生”的并不是绝无仅有;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,做官或做生意去了。 从内心来讲,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,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,虽然我做得不够好,但一直很卖力。我认为,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,就此而言,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。打动学生,先要打动自己,说服学生,先要说服自己。为了孩子,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,为了孩子,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。我天生愚笨,又不会“巧干”,但我觉得,顺应外界不难,放过自己不易。对于语文教学,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,“讲什么”永远比“怎么讲”要重要,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,总得有人冒傻气。 当然,作为一个教师,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、认同你甚至“崇拜”你,但也一定会有孩子(或家长)误解你、反对你甚至“藐视”你,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。在现有体制下,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,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“可育之材”,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“缘分”。喜欢不喜欢都是“缘分”,对于学生而言,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,对于教师而言,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“有缘之人”。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。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,虽有选修课,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“自由选修”呢?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,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“体制化”。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“二元话语系统”,要学会说“道德的语言”,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,要不断认识“语境”的厉害。 王富仁说:“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。”可在“经验世界”和“理念世界”的分裂中,孩子们只能在“听从外界”与“听从心灵”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(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?),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,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,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? 说这些,不得不交待,在中学,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。我认为,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,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,但是,“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‘缺席者’,面面俱到的教育,即便不是不可能,也已经失去了‘教育’的目的,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(汪丁丁语)。”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“自由选择”的艺术。一种价值的被选择,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。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,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,不是一种奢望,也可能是一种强加。 我认为,人,不是人民币,无法让每个人满意。当然,人人都喜欢的“超人”型教师可能是有的,但至少我不是。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,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,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。这些,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? 作为教师,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,更多的是人格精神,身教重于言教。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,更是一种精神资源、文化资源,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。“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”不只是口号,更应该是一种实践。 回头望,20多年了,我还在这个讲台上“活”着,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,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,为 澳门鸡店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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